岛殇五百年

这一次，我专程去寻访赫赫有名的广州十三行旧址，不料，曾经在国际贸易史上辉煌近两百年的十三行，如今只留下一个路名——“十三行路”，没有留下一丝残迹，只有一些门脸不大的店铺而已；我又去越秀公园瞻仰那有名的五羊群像——广州号称“羊城”，五羊群像是广州的标志。可是，我看到的五羊群像崭新异常。广州的朋友告诉我，原来前几年五羊群像不幸被雷电击中，这是重修的。

有了这两次教训，我去长州岛的黄埔军校旧址参观时，并不对那里抱太大的期望。只是去亲眼看看黄埔军校的实地，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如此而已。供游人参观的黄埔军校本部旧址并不大，很快，我就浮光掠影地逛完了。出来的路上，一边纳闷地想，为何不恢复军校旧址门口那副有名的对联——“贪生怕死请往他处，升官发财勿入斯门”，一边漫不经心地走进了珠江边上的黄埔海关分关旧址，既然来了，那就随便看看吧。

就在这栋小楼的角落里，我看见了两幅不起眼的图画——几百年前，珠江口外的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这里，竟然是走进中国五百年来的历史迷宫的后门。

双屿、月港、澳门、长州、香港

广州珠江口外的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之所以让我如此震撼，是因为我一直不能忘记，大约五百年前，发生在宁波双屿岛（今天的浙江普陀六横岛）的那段隐秘历史。

五百年前，那是个大航海、大发现、大贸易的大时代。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已经逝去，企图保得江山永固的明朝政府，实行了最严厉的禁海政策，只给海外贸易留下了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门缝：朝贡勘合贸易。不懂得中国独特儒家文化的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朝贡勘合贸易的运行模式。

这种古怪的勘合贸易是这样的：明朝的商人，如果想私下与外国人做生意，那是不允许的，哪怕你愿意交税，愿意服从政府的管理也不行。只有勘合贸易是合法的，就是让外国商人跟着外国的“贡使”，在来明朝“朝贡”的时候，在专门管理此类事务的机构——市舶司，把他们的货物，以“贡品”的名义， “朝贡”给中国。而中国方面，则把商品以“回赐”的名义，“赏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显然，最要紧的是朝廷的“面子”、“威仪”，贸易的效率、速度、规模、利润，这些统统都无关紧要。反正这些外国人跪着爬着、哭着喊着也要来中国“领赏”，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贝，反正中国地大物博，什么也不缺。

哪里有贸易壁垒，哪里就有走私。明朝的海禁政策执行得越严厉，来自中国的商品就越稀缺、越珍贵，走私贸易的利润也就越高，走私集团的动力和经济实力也就越强。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所讲的全球化，并不是从21世纪开始的，早在五百年前，中国就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以麦哲伦、达伽马、哥伦布们为代表的航海冒险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热衷于东西方之间贸易的葡萄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着大量的贸易活动。当时最他们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宁波双屿岛。朝廷有武装禁海，商人们就有武装走私。小小的双屿岛，就成为一个武装走私集团的根据地——或者说，国际自由贸易区。

据《六横大事纪》记载，从春秋战国时起，双屿岛就开始有人类活动。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光头、王直等商人以双屿港为基地，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规模日渐扩大。双屿岛，是当时全球性的贸易中心。从1524年到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地发展起来，葡萄牙商人们在岛上修建了1000多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还有行政司法官、审计官、法官、市议员等官僚机构。据说，当时岛上的居民多达3000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了1200人左右，其他人主要是各国的天主教徒。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当时的双屿岛，被历史学家们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