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新巴塞尔协议的花旗之路——IRB模型简析
[提要] : 在来自新巴塞尔协定银行业实施小组和对初始模型确认评审的监管人员双重反馈的激励下，第二波开发内部评级基准计算模型(Inner Rating Basis )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亚......
| 来顶一下 |
通向新巴塞尔协议的花旗之路
——IRB模型简析
在来自新巴塞尔协定银行业实施小组和对初始模型确认评审的监管人员双重反馈的激励下，第二波开发内部评级基准计算模型(Inner Rating Basis )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亚洲。
考虑到接触信用风险模型开发银行权益人的数量以及他们可能冲突的目标，模型的再建和完善很可能会成为风险管理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这种发展趋势，体现了巴塞尔协议对促进模型开发和风险管理实践不断进步的精神。
作为发展里程碑的标识和对以往经验的总结，我们对许多亚洲银行及其监管机构在实施IRB所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涉及三个方面。此外，作为最佳实践性银行, 花旗集团在IRB实施方面，其全球业务平台使其面临与亚洲银行相同的挑战。 我们对花旗集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这些实际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 终端用户（比如，贷款员，投资组合经理，信用分析员）应该如何参与信用模型开发和测试？
● IRB的风险预测如何做到既有前瞻性又植根于历史？
● 在实际工作中，银行怎样满足使用测试 (Use Test)的要求？
终端用户对IRB模型开发的参与
第一个问题，在亚洲，终端用户对模型开发和测试的参与"合适"程度，尤为相关。亚洲银行没有单独的内部风险建模和分析团队，因此更倾向直接或者间接通过顾问，求助于终端用户，来设计和确定评级模型。如果不同业务对模型开发施加的影响不均衡就会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
在花旗集团，独立的模型开发团队积极寻求内部风险经理和业务终端用户的参与，在此基础上来决定模型的输入变量。模型变量的选择过程本身取决于变量的统计显著性，而终端用户根据自身经验进一步分辨那些对特定行业或市场来说不可靠的变量，以及传统上用于分析客户信用风险的变量。在一些终端用户的量化背景更为显著的国家，比如韩国，终端用户会被邀请到纽约来参与模型变量的选择过程。这些特意安排，使感兴趣的终端用户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变量的选择过程，从而有效利用内部专业能力来提高用户对产品的接受度。
为了促进整个过程的一致性，统计技术和方法的技术层面全部由花旗集团的模型开发团队确定。所有的主要决定都由整个团队共同通过，并且由经验丰富的具有量化背景的终端用户参与建模技术的基本讨论。
IRB模型方法的确定直接根植于花旗集团的商业实践。这一点为终端用户接受产品提供了双重保证。例如，模型中的一年违约概率投影水平线 (One Year Probability of Default Projection Horizon) 是根据花旗集团批发型风险评级原理定义的，这就为建模团队确立了目标。主要的模型方法全部由风险经理，业务经理和模型开发团队共同合作确定。
在整个模型开发过程中避免使用技术术语，以此来提高透明度以及内部各级终端用户的专业能力。 例如，考虑到类似"当前型(Point-In-Time)"或者"贯穿周期型 (Through-The-Cycle)"的专业术语从未在业务领域里使用,花旗并不使用这些术语来定义评级系统。在符合IRB标准和要求的基础上，模型对特定的时间范围（一年）进行预测，但是其开发和测试依据更长时间范围的数据，包括在许多情况下的多重循环。 模型对终端用户提供的输出结果表现为与一系列违约概率相关联的内部风险评级。
因此，花旗集团终端用户在理解一年违约概率的含义，或者在协调一年违约概率与自身评级理念方面没有任何困难。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花旗集团就以违约概率和预期损失范围定义内部评级系统，从而建立符合花旗集团商业原则和规范的模型。风险等级图示定位提供了与风险关联的简单途径。
责任编辑：刘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