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管理

[提要] :   当代企业管理深入到了文化层面，进入了所谓“企业文化”的阶段，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之一。当代企业管理的理论，不论是那一个学派，都认......

“忠恕”之道在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儒学到了日本之后，被加以了改造，把“忠”提到高于“仁”的地位，即“忠”成了第一位的东西；又把“忠”演变成为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的服从和效忠，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道德支柱。日本人民忠于天皇，忠于国家，他们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由于日本儒学把“忠”、“孝”、“悌”联成一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它要求每一个层次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上级，企业的每一个人，包括领导者、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工都必须忠于自己企业的利益。这种思想在企业内部起着调节建立在权威、血缘和年龄之上的等级关系的作用，也构成日本企业管理的独特性。日本企业在尽忠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企业的一切指令和措施很有权威性。大家都忠于企业的利益，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企业的目标就容易实现。如果各级都对上不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怀异心，各自从自己集团或个人利益出发，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还有，日本文化的宽容性特征，形成了职工“以厂为家”的观念，从而也就形成了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这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恕”道。“直至今日，对于日本人来说，‘和’乃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各种团体的领导人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维持团体的‘和’。因而，日本团体的领导人未必是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人，但必须是德高望重或资历最高，能集中属员意志并能消弭其分裂与对立的人。为维持团体成员的一体感，日本在团体内部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的对抗”⑴，维护团体内部一体感的乃是儒家的“恕”道。由于日本管理文化的这一儒学的独特特征，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之走上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不同的道路。这一实践证明了儒家的“忠恕之道”是能够在现代化的管理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三、义利与管理

“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义”的基本内涵是“善或美”。《说文》说：“義”，从我从羊”，这是从字形上给它下的定义。段玉裁注：“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意。”晋代王弼注《老子》中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时说：“仁义，人之善也。”由此可见，“义”和“仁”是不能分割的，是“仁”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仁德的一种表现。由于人具有仁德和善行，这个人就具有内在的美。“义”的其他一些含义均是从“善”这个内涵中引伸出来的。

“义”的对立面就是“利”。是不是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呢？儒家认为，合于“义”的“利”就是“善”，人追求合于“义”的“利”也是美的。由此出发，儒家并不反对“利”。但是，历史上在对儒家的义利问题上，多有偏见和误解。儒家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利”，要以“义”为重。不加分析就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有片面性的。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从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而不包含“重义轻利”，或“只讲义不讲利”的意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看问题，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行差或卑鄙的小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在这里的“义”中已经包含着合于“仁”的原则的“利”，而“利”却是违背“仁”的原则的“利”。这是“君子”和“小人”在如何对待物质利益上的分水岭。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反“利”，只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的手段。还有关于孟子“何必曰利”的言论，也受到人们的误解。这句话是特定的环境中，主要是在反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企图侵占别国的土地，虏略别国的人民，抡夺别国的财富的局面而说的，旨在说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实行“仁义”的外交路线。因此，这句话不是一般地讲“义利”的关系，也就不能用来作为孟子反对“利”的证据。事实上，孟子并不反对“利”，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以求其富的私利，反对不合于“仁义之道”的“利”。不仅如此，孟子还主张要实行“仁政”，提倡“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减轻人民的负担，合理地使用民力，使百姓不饥不寒，衣食饱暖。“仁政”和富民政策是儒家政治学说人核心。因此，不能抱有偏见，硬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事实上，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武器，因而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哲学、易学以及儒家管理理论的研究。

责任编辑：白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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